| 中国股市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史,但只要现行的体制不改变,它就永远无法成熟起来。因为上市公司与股东之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法人股与流通股之间;以及股市的参与者与股市的决策者之间因权力的不平等引起的矛盾,是人治社会本身存在的弊端所致!
因为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千百年的人治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专制,在神州的大地上已根深蒂固。人治对权力的强调将国民划分成官与民两个不平等的社会阶层。而专制的主宰,又使得这种社会性的权力极度个人化。以至某权力与个人结合时,权力的拥有者便成了这一权力的化身而与之同一。由于权力本身不可能限制自己,因此对权力拥有者而言,他就完全有可能将自己排除在这一权力的约束之外,而拥有这一权力范围内的相对自由。我们称这为“个人化权利的自由”。因此社会性权力应有的公正性便完全取决于权力拥有者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受此影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而事实上,对一个没有客观制约的主观来说,自由纵横就是这一原因产生的结果。所以执行交通法规的警察,无意识的违规纠错是常事。执法者在权力的纵容下表现出的痛快淋漓。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在台前对他人执行的是完全的马列主义,在台后自我行使的则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的例子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层出不穷。这就难怪上市公司不可能不利用国家权力行使者对他们的偏袒于股民的利益而不顾。
是上市公司有钱不给,还是无钱可付?如果是前者在国外可能是制度性问题,在国内则归于道德问题。如果是后者,国内外都一样属于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
诚然,市场的变化莫测给一个公司带来的或许是难以持续的影响。但上市公司都号称是中国最优质的企业。如果在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中处于主导地位时连几年的兴旺都不能维持,那么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将走向何方?更有甚者,对那些刚上市就亏损的企业以及公司老总卷款消遁又作何解释?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权力行使者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并须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但实际上,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个人化权利的自由”在本位特性的支持下不会出现惩罚自我的追究。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连相应的责任也可以自由到忘我的程度。事前不计后果的高价发行,事后又强行与国际接轨导致股价大跌。如果说这样的决策是不负责任的举动有点偏激的话,那么断定这些决策者缺少胜任这一工作的能力该不会言过其实。而这种无能的代价是广大中小投资者为此付出血本!甚至连上市审核权的拥有者也如同批发商一样,以数量来证明自己的工作。以至到了几乎近似“崽卖爹田心不痛”的地步。我们想,假如这些权力的行使者也像普通股民一样在二级市场上投资有股票,且他从事的工作又没有钱权交易的可能。或者他们的这一工作权力是由广大股民选举决定的。他们对上市公司的数量不会情有独钟,容许高价发行的事情也绝对不会发生!转而追求公司的质量以及发行时的合理定价将成为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不难想象的!
权力与责任的实际分离在我国的普遍存在,不仅让肩负决策的领导者失去了对错误决策带来切肤之痛的感受。同时也丧失了及时修正错误的机会。于是由他人来承担自己过失的责任异位无忧,练就了决策者们义无返顾的推行自己主张的超人气魄。因此让广大投资者为没有质量的上市公司输血却又不见造血功能的旺盛,更不用说对投资者以回报的做法无异于纵容掠夺者的强盗行为!竭泽而渔的愚蠢之举!
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否还有其他内幕的原因,我们尚不得而知。如果断言其中必有权钱交易,目前我们也确无证据,但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的理由在于,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刚性制度可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是我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极其严重的问题!
资本市场的管理者是否考虑过,没有质量的上市公司是不能产生利润的. 即使那些每股收益达几毛钱的公司也要横向比较后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与国外相同的公司存在多大的差距?以及如何赶在市场完全开放前缩小这种差距乃至超越他们。否则,当国外公司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日益提高大量涌进国内使我们丧失这些优势时将怎样生存?到那时就不单单是个股价问题。也许面临的将是我们投资的公司因竞争不过别人遭遇破产倒闭而血本无归的严峻后果!如这样,我国的经济基础将非我所有!
如果我们对此还无动于衷,那么这种提醒就不会成为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了!
而且如果不能改变绝大多数投资者不能从上市公司直接得到相应合理回报的状况,就会让投资的目的变成仅仅买到了一张到股市里博弈差价的入场券。即:使得投资者无法从本身能产生利润的公司中获得收益,却只能从本身不能产生利润的股市里赚取差价。而这种差价的来源,不管我们对它如何进行经济学上的解释与界定,都不可能否认一部分人的收益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亏损为代价的事实。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将股市定位在投机的层面上。而失去了投资的意义。即使我们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让中小出资人投资机构,也仅仅是把市场让给了机构去博弈,却始终无法改变一部分人的收益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亏损为代价的事实。也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收益越多,另一部分人亏损得就越严重的赌性结果。难怪有学者将中国股市喻为赌场,真是入木三分。
将本是平等的投资与融资双方应该的互利,却在人为的干预下变成融资的单方受益,让为自己收益而出资的投资人竟成了为他人融资的出资人!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市场决策者权力意志导致的结果。因为正是它的偏向干预,破坏了由交易双方,供需双方的平等权力在公理约束下的市场平衡机制,
如果股市的决策者仍然把公司上市融资“圈钱”当作自己工作的重点,而忽视上市公司的质量与对投资者的回报,是否同样考虑过:当我们的资本资源还不能充裕到都可以享用时,那些靠融资和圈钱生存的劣质公司只会消耗这种宝贵的资源而导致它的枯竭,而使那些只要得到这些资源就能长盛的企业因得不到它而失去不衰的机会。
这不仅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还会使我国的经济同样失去壮大的机遇。我们的管理者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由政府行政权力开辟的资本市场,如果只保证为企业所需资金提供保证,而忽视为投资者提供回报投资必须的诚信社会的保障,这不仅是政府的失职,而且这种失职的后果不但会使资本的来源枯竭,同时也培育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应三思而行!
其实上市公司质量的优劣不单纯看它的业绩与成长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运转是否由一个理性的管理制度在驱动。因为制度管理是现代企业长期兴旺的保证。
经济改革所遵循的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尽管我们已将企业推向了市场,但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管理却还在沿袭行政体制的老一套——首长负责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内的所有成员都是企业的主人,他们之间不存在所有权的差异,仅有分工的不同。物都归国家与集体所有。同时企业在政府的领导之下,上至书记厂长下至群众职工只要按部就班的工作即可。并且当时党的思想与主张: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斗私批修等政治要求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种不可违反的社会客观原则。因此即使当时是首长负责制也没有类似今天某些老总们施展个人自由的空间。
然而,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已使当时那种不可违反的客观原则消失的无影无踪,企业也从政府的领导下独立出来。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们掌管的企业也不是原来意义上归国家与集体所独有。而是由出资人所共有。这种多元化的共一表明,哪怕老总们拥有掌管公司99%的份额,他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所有者。他代表公司的任何一个个人行为都是对另一所有者利益的侵害。
原有个性自由的客观制约不复存在,新的客观制约尚未形成。转型期形成的空白正好给某些老总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助上市公司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他们拿公司的钱可以如开支票一样容易。他们为了私利可以相互串通,彼此名正言顺的将公司的资产替自己作抵压。他们忘记了公司已是投资人的,仍然像过去一样把自己经营不善引起的呆坏帐以提取准备金的方式由公司来承担。从而可以堂而皇之的将这一损失转嫁给投资者。甚至他们可以在无任何不可违反的制度限制下在公司里玩空手道。耗光了投资人的血汗,留下大堆债务与空壳作交代,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
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强调建立管理制度的重要性,还不将明确管理者与所有者的权责范围以及分享收益的制度化并对类似于违规担保;肆意占用和获取公司资金;不合理的提取呆坏帐准备金;对再融资的限制等纳入管理制度的理性建设作为当务之急。那么依此长久下去,因此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时,又该由谁来负责?谁又能负得起这个责?
当我们的上层建筑还不能与经济多元化的基础一致时,我们的管理者还有许多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工作要做!不能热衷于表面形式的追求?假如你们的工作就如建高楼大厦,不牢固好基础,一个心思的只为建成赶进度,大厦因此垮了谁又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我们想:当今的西方企业已不是完全由所有者自己,而是由代理人——经理来经营。试想,同样在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前提下,假如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任何人都不可违反的管理制度来取代所有者在现场整体缺位情况下的监督,而像我们一样全都由老总一人来掌管,这样的公司恐怕同我们有的公司一样像秋天里的蚂蚱,蹦不长久。
显而易见,即使我们在形式上实行了市场化,实质上仍然行政化,由它的内在矛盾带来的危害就不会为中国的特色添彩,却只能给它抹黑!由此可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企业与企业的管理制度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中具有的重要性永远超出了企业上市本身的意义!而刚性与科学性则是这种制度管理的理性标志。
我们已知道,没有客观约束的主观是放纵个人的自由者。为了防止公司成员特别是领导者因个人自由形成的分力给公司造成的危害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就需有一整套包括领导者在内的人人必须遵守且绝对不可违反的规章制度,突出它的刚性是因为它是公司里任何人都不可违背的至高无上的主宰。通俗的讲,老总在制度面前为自己而损害公司的利益就像职员在老总面前为自己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一样遭到制止与惩罚。即在严密制度的主宰下,根本没有老总损害公司的机会存在。由此可知:用企业的管理制度代替企业所有者在现场整体缺位下的监督,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条件下的现代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可靠保证!
制度的科学性则在于它能积极调动公司上述每一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推动公司不断发展的动力。
不言而喻,制度管理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就是促进将有益的东西发扬光大,为公司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则促使把有害的东西防微杜渐,避免损坏公司的一草一木。
因而使公司不断壮大以便能持续给投资者回报,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参与到资本市场来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这才是我们期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可见,一个整体环境的优劣对于它之内的每一个个体的优劣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而个体优劣的集合则成就了整体的辉煌与衰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流的企业产生一流的员工。一流的员工才能创造出一流的业绩。
市场经济的真正意义是遵循凌驾于一切参与者之上由体现公理确立的不可违抗的所谓游戏规则的制约下,由供需双方共同来决定。但由于我国体制的特殊,这种规则实际上是由拥有国家权力的相关官员所取代。因此,当这些不是平等的中小投资者与以管理者为代表的上市公司双方在缺少公理确立的游戏规则的环境中,连负有公正责任的权力拥有者也偏向上市公司一方时,中小投资者的遭遇从足球场上黑哨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受益的总是裁判偏袒的一方:发行环节中的不合理规定以及溢价发行;一,二级市场存在的价级区分;股同权不同等等。如此不平等的市场规则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不存在什么双赢的理性市场可言!我们的股市其所以走不出困境乃至危机四伏,完全由于它是在行政体制前提下市场化的产物。即缺少公理下的游戏规则人为主宰的结果以及将社会主义资本化所导致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框架同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的尖锐矛盾所致!。
不过心照不宣的是,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光是中国股市独有的问题。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反映而已。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千百年强调权力的人治国家里,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让制度取代权力,使个人化的权力回归到它的本原成为遵循公理的社会的制度。这在现实中恐怕不会比愚公移山或登天容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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